例如附着在不动产上的作品及其相关权利、对有关自然风光的开发权等等。

既使在和平时期，为了拉动有效需求、达到理想的就业率和刺激经济发展，政府往往也采取赤字财政、大规模行使举债权、扩大政府投资。斯韦恩法官认为，财产是任何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而财产权包括了根据所有者意志对其进行处置的权力。

可以说，抽象物的基础地位与所有权平等的地位，使英美法系绕过了上述误区。[21]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国家尽可能减缓巨额债务的压力。还是大陆法系，财产权方面的传统立法均存在一定的误区。市场失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竞争不公平和失效问题。既然经济自由权是一个宪法基本权利，其长期受到一个国家或共同体的保护与尊重，是一个国家或共同体大规模发行公债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尊重和保护我国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权。

[17]实现共产主义当然是好的，但是它需要社会生产力的极大丰富，可是社会生产力的极大丰富又需要充分激起社会主体的欲望以促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这些社会闲散资金的沉积，为1998年以后，中央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规模行使举债权奠定了非常雄厚的资金基础。其二，由于中国宪法性质具有多面性，所以，每一种关于中国宪法及实施的研究取向都具有存在意义的合理性，并且这种合理性不只是依托横向上的彼此区分，主要是或更是依托纵向上的深度挖掘与展开，因而，这种并举式的整合性研究并不是以消除差异为目标，而是以立足于差异基础上的调和并形成合力为指向。

但我国的宪法学者则恰恰只重视了凯尔森所言的第二个功能，将宪法誉为母法即表明了这种倾向，而且，这种倾向在实践中发展到极致，以致我们对建立具有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或宪法诉讼制度持久地持踌躇的态度，其结果是，在当今中国，宪法本身只能消极地等待其他立法将其规定或精神加以具体化并付诸实施。针对普通公民可提出是否参加了选举、是否参加了相关组织、是否对某项公共事务发表了相关意见、对政府相关部门的质询是否得到了答复等问题，若做肯定回答，就说明宪法典或相关宪法性法律中所规定的宪法权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实，也在最为纯粹的经验层面表明了中国宪法的相关内容得到了实施，反之亦然。中国国家与公民（阶层）的关系问题，既牵扯到中国国家性质与国家建设，也关涉到中国社会存在形态与行动逻辑，这就导致国家与公民关系问题较之于西方更为复杂化。强世功博士针对中国宪法文本与宪法实践存在巨大背离这一现象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且递进的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的宪法文本与宪法实践之间出现巨大的背离？第二，如果说中国的宪政实践并不是完全遵循成文宪法规范，那么中国宪政秩序建构是否有一套自己的规范秩序？第三，如果说中国宪政运作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宪法文本所没有具体明确的规范，那么这种规范究竟是什么？换句话说，究竟是怎样一些看不见的法律规则支撑着新中国六十年来的政治运作，以至于它在功能上发挥了宪法的作用，构成中国看不见的宪法、隐秘的宪法甚至真正的宪法？[30]这三个问题都是关于中国宪法实施的核心问题，对这三个问题的展开与解释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宪法实施问题的展开与解释。

与此相对应，在中国宪法权利保障方面，仍然依循西方的宪法权利保障原理与机制来设想中国的相应制度。[21]喻中博士发现的七个理论模式事实上也是对中国宪法实施具体模式与样态的刻画。

高全喜：《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这种研究的实质是客观中立的发现与解释，核心在于回答有与无、是与不是之问题，比如有生命就是关于中国宪法真实性的有与无、是与不是的解释，但有活力就不是一种实证发现与阐释，而是一种好与坏的评价，这里当然是好的评价，那么既然中国宪法运行处于好的状态，若要变革的话，就要好上加好，这种好的添加，实际上是在价值领域的再赋值，可能就与事实上的有与无、是与不是没有直接的关联。[42] 喻中博士的观点前已述及，故不予赘述。而笔者倾向于将流派替换为研究指向或研究趋向或研究模式或研究偏好。

之所以如此强调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是因为这一关系事关对中国宪法典文本的解释，事关国家权力运行机制的深刻描述与宪法权利内涵的精确阐发，事关对中国宪法实施基本形态的描述、原理的揭示与未来发展走向的判断。不知制宪权为何物，你也就不知基础规范具体的位置。）[12] 参见高全喜、田飞龙：《政治宪法学的问题、定位与方法》，载于《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84] 林来梵，注83引书，第22页。

稍有变化的是，周叶中教授主编的《宪法》（第三版）已经克服了前两个版次的混乱状况，对宪法渊源与宪法形式做出了相对清晰的界分，[74]但又不彻底，如在解释西方宪法发展趋势时，还有近代意义的宪法有完备的法律形式，宪法典是最重要的渊源[75]这样的混同表述。[6]所以，宪法学研究当然离不开对主权的讨论，这样卢梭与西耶士的主权与制宪权理论就必然进入陈端洪博士的研究视野，这就是政治宪法学的政治性视角。

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46]而西方以政治自由主义为核心价值的宪法实施是一种以个人权利为根基与本源、以个人的权利主张为引擎、以独立的宪法保障机构为制度通道的方式。

[40]宪法性法律的发现与定位回答了自香港回归后中国这一政治共同体所存在的复杂的且有别于内地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及其运行的奥秘，如果将诸如《民族区域自治法》视为相对纯粹的治理性宪法性法律的话，那么香港与澳门基本法就是政治性与治理性相互结合的宪法性法律，如偏向主权问题，其政治性就会彰显，如偏向港澳内部秩序，其治理性亦会凸出。[78]依据中国宪法典，可将中国宪法实施区分为两个层次五种形态（如图所示）：两个层次是经验层次与规范或价值层次，经验层次又分为制度经验与自然经验。其次，他的政治宪政主义对应的是中国革命的反革命问题，而不是基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宪法的两分。[19] 喻中：《中国宪法蕴含的七个理论模式》，载《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第30页。根据对政治宪法学、宪法社会学与规范宪法学相关文献的阅读与梳理，笔者从六个方面对其进行了简要的列举（见下表），从而为解释中国宪法实施的三个面相做出相应的学理准备。那么在规范宪法学的视野中，中国宪法实施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三、规范性[43]缺失：规范宪法学视角下的中国宪法实施面相若揭示在规范宪法学视野中中国宪法实施究竟呈现何种面相，首先要明了规范宪法学学者对中国宪法的认知。

依据高全喜教授的解释，他的政治立宪主义首先是英国光荣革命时期以洛克《政府论》为经典代言的政治宪政主义，而不是那种对英美宪政主义做肤浅划分的政治宪政主义（即英国是一种政治宪政主义、美国是一种司法宪政主义）。其二，对宪法渊源与宪法形式缺乏体系化的归总与排列。

[40] 韩秀义：《无理论：中国宪法教材编著体例缺陷评价与新体例设想》，载邓正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春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这里就牵涉到了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根本分野。

[38]宪法惯例是中国国家权力体制运行的体现，其中三位一体就是连接党权与治权并使得中国这一政治共同体能够统一、有机存在的不成文宪法形式的润滑剂与粘合剂。如果不能对中国国家性质与主权问题进行深入的阐释与解析，就既会导致宪法学核心主题之一的国家权力问题处于不明朗的云里雾里之中，也可能会错置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更会导致对中国宪法性质的理想化预设与单一假定。

对宪法社会学的要求是要更加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实践，在经验与实证层面提炼出中国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多种面相[72]。说中国宪法未获实施，其分析视角是规范的与应然的。这里之所以用并举而不是并重，主要理由包括：其一，对中国宪法性质主张复合性而非单一性假定，即把中国宪法假定为政治法、社会规范与法律，[66]这是对中国宪法实施进行整合性研究的学术前提。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要对中国宪法学三种研究取向作出更加清晰的定位，如果中国宪法研究能够对其他法律研究甚至其他学科有所贡献，依然需要拓宽中国宪法研究的视野，从而使得中国宪法研究不仅具有规范的维度、历史的维度、比较的维度，还应该具有思想的维度、（百姓）日常生活的维度，在各种维度反思平衡的过程与进程中，中国宪法的三种研究取向在坚守各自特性的同时，亦彼此互相借镜，由此，才能真正创生中国宪法学研究的新格局与新气象。

在自然经验型的实施发现形态中，公民之间的相互询问及结果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宪法实施的基本面貌，比如两个农村居民相互之间就住院费用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得到了及时足额的报销，若彼此之间做出了肯定回答，就说明农民的某项社会保障权利得到了落实与实现，也表明了中国宪法的相关内容得到了实施，反之亦然。由于中国宪法实施几乎涉及了中国宪法理论与制度的全部，所以，若对中国宪法实施研究进行整合，就应以对研究主题或问题的整合为首要。

[68]笔者的解释实际上分别立足于宪法解释学、政治宪法学与宪法社会学三种立场，尽管可对这种关于中国宪法权利属性与保障的解释是否恰当提出质疑，但要对中国宪法权利的内涵做出精准把握，对中国宪法权利保障提出靠谱或可行的制度建议，至少要靠政治宪法学、宪法社会学与规范宪法学的合力共谋才能实现恐怕是确定无疑的。针对第一个问题，强世功博士是在学理概念与研究方法两个层面展开解释的。

另一方面却从这最高法的阶位上滚落下司法殿堂的台阶，甚至有可能滚落到迈向依法治国的脚底。[26] 喻中博士对公民的权利义务并重模式的挖掘与阐释还很粗糙与简单，主要表现在：其一，对中国宪法权利义务主体的描述遗漏了阶层，根据中国宪法权利的保障现实与义务的履行实际，阶层宪法权利义务恰是核心与关键。

[47] 韩秀义，注40引书，第33页。另一方面也应当超越成文宪法，从宪法运作的角度来探究和发现已经在运行的不成文宪法规则．．．．．．（强世功，注30引书，第13—14页。）若要以实例来说明的话，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近期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有：赵树凯：《农民的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宪法解释学或规范宪法学本应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有所作为，但实际上情况是依旧沿袭以往宪法渊源与宪法形式混同不分的老调。

这些问题大致有：其一，中国的主权结构或政体结构。这个悖论，揭示了我们的宪法规范所陷入的一种类似于被捧杀的尴尬处境：一方面被高高地推崇为根本法、母法。

五种形态由低到高依次是自然经验型的实施发现形态、惯例化的制度实施形态、治理主权制度与政治主权制度实施形态、规范或价值实施形态，其中，惯例化的制度实施形态、治理主权制度与政治主权制度实施形态属于制度经验这一层次。其二，宪法也可以积极地规定未来法律的一定内容。

弱议会、强政府的议行关系模式同咨议性质的政治协商模式、兼顾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司法模式、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督模式、多样化的央地关系模式一道构成了中国政治权力的纵横结构，也构成了中国权力运行的基本图景。[14]所谓政制的回归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层面，即宪法政治与具体法治。